《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主要记述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农村变革的有关情况及作者长期从事并领导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对于了解我们党关于农村政策的决策过程及高层争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楼继伟，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1988年，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国务院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财税组成员、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成本价格室主任。其后，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4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2007年2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组长(正部长级)。2007年9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共十六届中纪委...(展开全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治理形式。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依法自主管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其发展与推广过程中，有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在中国乡村推行三十年后，当下，村民自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村民自治研究正伴随实践进行范式转换，由价值—制度范式向形式—条件范式转换。 徐勇教授二十余年来坚持不懈有关村民自治的调查研究，深入梳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本书的上篇由徐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构成，名为“制度分析”；下篇收录了2000年至今其代表性论文...(展开全部)

自20世纪80年代，大量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出现。丈夫外出务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因为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留守妇女独自承担起了农业生产、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家庭责任，因而面临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同时加重的困境。此外，夫妻长期的空间分离不仅使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也使他们的婚姻稳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留守妇女正在以多元化的策略和行动应对着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经营着她们的留守生活。 本书以大量的定量统计数据和丰富翔实的定性调查资料，从家庭经济、家庭生产、家庭关系、社会网络、心理感受、闲暇娱乐和自我发展等多个方面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对留守妇女群体进行了多元性和多视角分析，并以行动者视角对她们的应对策略和应对行动进行了阐释，希望借此引起...(展开全部)

徐勇，1955年生，湖北宜昌人。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2006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讲解专家。长期从事基层治理与农村问题研究。 主要论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年）、《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年）、《中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前沿研究》（2009年）、《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与机制》（2015年）。

本书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总结改革的成就，分析改革的缘由，展望未来中国财政改革的蓝图。本书在全景式概括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分别研究财政与国有企业关系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预算改革、税制改革、财政支出改革、宏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的国际化问题。财政改革伴随着财政定位的发展变化。财政从包揽一切到功能受损，再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的重要支柱的提出，反映财政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的重新确立过程。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推动财政改革，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都因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从分权开始，历经分权与集权之争，最终指向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的财政体制保障。预算改革从国家预算从报账功能开始，到致力于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税制改革，历经从驳斥“非税论”起步到确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目标的过程。财政支出范围的调整适应了财政、市场、社会...(展开全部)

本书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司法改革的宏观问题、法院改革问题以及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律关系问题。在本书第一部分，笔者讨论了司法权的性质，对法院改革的两个理论基点进行了反思，并对检察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分析、评论和预测。在第二部分，本书分析了我国法院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结合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提出并分析了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结合审判委员会制度、承办人制度以及合议制的运行实践，反思了司法裁判的行政化问题，并预测了司法行政管理与司法裁判职能的分离问题。在第三部分，本书围绕着“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实质化”改革问题，反思了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的“流水作业”模式，分析了我国存在多年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讨论了未曾受到触及的“新间接审理主义”模式，还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效果为范例，全面评论了我国刑事诉讼的纵向构造模式。考虑到改革决策者特别强调“认罪认罚...(展开全部)

中国东中西部农村的发展差距早已进入学界与政策界的视野，并在政策上进行了诸多研讨与应对。南中北方农村的差异，经过贺雪峰等诸多学者以脚丈量和著书立说，日渐明晰并引发讨论。在本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类型，构建出“农村区域差异”这一中层理论，并从家庭继替、分家模式、养老模式、面子观、人情、生育模式、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与检验。

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南中北方的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讲，学界对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南中北方差异研究颇少，也不够深入，政策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关注到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这种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并因此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与不同结构村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制及结果的差异颇不敏感，相关方面的研究甚至还未起步。本书从家庭、人情、社会、治理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